1.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历史比较来理解过去，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

2.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

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3.本项研究的基本逻辑是历史的周期率。

我们认为，周期性是历史变化和自然界的本质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特点。历史在时间跨度足够长时会不断重复自己，经济社会发展的周期率首先表现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但这种交替只是分析问题的起点。

4.历史重复自己有线性方式，也有非线性方式，有符合逻辑的精准变化规律，也有逻辑不清的意外变化，甚至还有很多无法解释的历史困惑，这一切既是进行这项研究的迷人之处，也是它的难点所在。

1.人口结构不同。

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

大萧条期间的人口年龄较轻，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而本次危机发生的时候，人口的年龄已大大提升，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福利化制度和人口年龄因素造成劳动力的市场适应性减弱，人们更乐于维持现状而不是变革。

2.技术条件不同。

大萧条发生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而本次危机发生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后，在两次技术革命之后，人类技术进步的程度大大提高。

3.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了进化。

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宏观经济管理制度从无到有且日趋完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了稳定器和刹车系统。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基于对上次大萧条的认识，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都对经济进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经济自由落体的状态 。

4.全球化的程度不同。

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框架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

5.新兴国家崛起和全球经济格局不同。

上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欠发达国家受到严重的外部震荡，但只有消极接受的无奈，没有力量拉动全球经济回升。

而本次危机截然不同，全球力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在发达国家内需下滑的时候，世界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1.两次危机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

长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引起繁荣，繁荣又是萧条的原因，重大的技术革命引起大繁荣，毫无疑问也会引起大萧条，这是历史周期率的重要表现。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

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意外事件，它们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运气决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两次危机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得到不少思想收获，也受到很多启示。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这里主要想提出三点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比较研究的结论和目前欧债危机的恶化形势告诉我们，必须树立底线思维的思想方法，对危机态势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较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比较研究的结论还告诉我们，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们应对外部巨大冲击、实现我国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