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极小的片段，因此更需要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去探寻经济增长的规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并不多。参考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研究成果，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连续超过100年的只有三个时期，分别是西汉、盛唐、清初。许倬云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入手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原因，发现存在权力结构的黄金分割，即无论是西汉130年，还是唐朝前期130年，政府的权力结构中大约1/3的官员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而大约2/3的官员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这归结为西汉初年和唐朝前期合理的政治制度和选拔机制。黄金分割的权力结构本质上仍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力量的制度均衡。

经济学理论中，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有三种观点。一个是古典传统，从亚当·斯密或者重农学派以来，都已经看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正统的观点是政府威胁市场；另一个是“凯恩斯革命”，强调政府行为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仍然需要依靠市场。该观点从长期看，仍然皈依于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还有一个是新范式经济学，即政府构成市场。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没有正确看待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仅仅是讲述西方发展经验的经济学。然而东方的发展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是对等的关系，政府因素持续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并与经济增长长期相伴而行，这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均衡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重大的制度变迁时期，出现了“建设派”和“平衡派” 两种力量（傅高义，2013）。“建设派”负责开创新的体制，“平衡派”维持原有体制的运转。任何制度变迁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新制度必然是从原有的旧制度中“孵化”而出的，脱离旧制度的“涵养”，新制度就难以根基牢固。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说明中国的改革将是一个渐进过程，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平衡。政府与市场共同踩出的足迹最终勾勒出“中国道路”。

政府与市场均衡下的“中国道路”是在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获得的宝贵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改革的步子过急、过快，政府与市场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市场的力量已经超越政府的“牵引力”，其后果是1988年和1989年的经济停滞、严重通胀、财政赤字激增。经过1990—1992年的整顿，重新审视、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1993年后中国才逐步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中国道路”。

从国外改革经验看，无论是苏联迅速的体制变革，还是南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激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以及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惨痛教训亦值得反思。

人类社会具有多样性，不可能存在唯一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不是完全效仿其他国家，而是探寻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制度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制度可以移植，但是非正式制度几乎不能移植，只有两种制度相匹配，才能使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均衡”是众多制度中的一种，其平衡关系必然由经济体内其他制度决定。为什么西方“市场至上”的成功经验在东方并不成功？又是什么决定了一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私人因素共同构建了市场制度，所以跟政府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私人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因为市场是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构建的一个制度。

西方世界崇尚个人主义，所以西方经济学中一切都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来构建模型。举个简单的例子，西欧文明起源的地方不适合农耕，众多研究成果认为其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是狩猎经济，然后是贸易经济，狩猎经济和贸易经济决定了西方的个人主义。东方不一样，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区适合农耕，在这种情况下要讲究秩序就得有相应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某种精神调试的制度安排，于是中国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是发展农耕文明最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选择。

秦始皇最后实现统一是因为崇尚法家，然而法家让秦朝仅仅持续了十几年。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和吕后采纳“黄老”思想，休养生息，放任自流，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动乱。直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实现国家长久的稳定、强盛，而儒家正是法家和道家的折中。

市场经济既有政府主导型的，也有私人主导型的。两个极端一个是中央计划经济，一个是自由放任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总是要受到文明积淀的影响，而一个国家的文明是难以改变的。社会合作路径难以改变，一个国家选择的市场经济形式也是难以改变的。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其最优的社会合作路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无论曾经经历过如何曲折的探索历程，终究仍然要回到这一路径。无论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还是私人主导型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范畴，东方世界不应该一味模仿西方，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垄断市场经济形式，世界的多元化发展道路本身就是合乎情理的。

东方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历史以及发展改革历程，既有的主流困境，新兴经济的成长，都使重构适应东方特色的经济学成为必要。东方发展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并不是对立的，只要合理安排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就可以增进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此，维持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平衡对维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不断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未来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