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中国外交史的时间范围对应的必然是中国政治文明史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把中国外交只看作西方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衍生品,将导致当代中国外交的合法性源头要从西方寻找,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也会割裂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天然、有机的联系,缩小了中国外交数千年来发展的内涵,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的外交遗产无法在外交史研究中取得合法地位。 

 

自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起,就出现了相应的中国外交活动。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清朝,中国外交绵延有序,波澜壮阔。

  • 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的“四夷学”、近代学科初创,以及现代发展三个阶段。

“四夷学”称得上是中国外交史学科的雏形,主要以儒家经典论述为指导,以正史、政书、地理外纪和志怪小说等文献为主要的论述主体,再以《职贡图》等图画视觉形式作为补充。晚清时期,中国外交史开始实证研究,注重外交实务,由传统“四夷”研究向近代外交研究过渡,代表性的著作有《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将中国外交史真正作为现代学科门类进行研究始于中华民国时期,出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帝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两种范式,对其后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外交学院编写的《中国外交史》系列,以及1995年谢益显主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一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出版的第一套从中国近代史开始到20世纪末期150多年完整的中国外交史。


阎立本《职贡图》

 

二、中国外交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1.“泛政治化”问题

中国近代历史学、外交史都是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展开叙事的,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科从诞生起就具有工具性、实用性,以致政府的外交政策、外交宣传与中国外交史的学术研究往往混淆在一起。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对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2在“外交”通行定义指导下出现的中国外交史研究误区

目前关于“外交”的定义有多种,其共同之处均把“外交”主体视作主权国家,这一定义被中国学术界很快接受,尽管有其深刻的原因,但也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出现了诸多误区。

 其一,认为古代中国无外交。西式的“外交”定义选择性地忽视了中国自身独特漫长的实践。中国历史悠久,较早形成了成熟的国家形态,绵延有序的大一统王朝则强化了“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形态,因此,历代中国政府很早就形成了清晰的内与外、中心与周边的观念,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中外地缘政治格局。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在与外部、周边政治团体必定发生互动、交涉,这无疑就是一国的外交范畴。中国外交从早期部落、国家时期就已开始,中国外交史的时间范围必然对应的是中国政治文明史所涉及的时间范围。

古代中国拥有漫长、复杂的外交史,古代外交是现代中国外交的基础和合法性的来源。把中国外交只看作西方外交观念与制度的衍生品,将导致当代中国外交的合法性源头要从西方寻找,这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也会割裂当代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天然、有机联系,缩小了中国外交数千年来发展的内涵,导致中国两千多年丰富的外交遗产无法取得外交史研究中的合法地位。

其二,将古代中国与周边的外交归类到国内民族关系。这是把当代政治正确性回溯到了历史研究中,相当于使用当代国家法律去管辖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归属。使用某个时代的标准去控制对某片领土的历史话语权,必然会时空背景错置。我国对现今管辖领土拥有的主权与历史上某个具体朝代的领土范围没有必然联系,承认现今国内民族曾为历史上的独立国家并不影响当代中国领土主权的合法性。历史权利本身对主权声索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是主导因素。

其三,否定中国古代的外交成就。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是世界体系的一极,更是东亚文明的宗主,朝贡体系的中心。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一以贯之”地执行闭关自守的外交政策,汉、唐、元对世界的开放政策毋庸置疑,即使明、清执行所谓的“闭关自守”,也是现代人创造出的概念——明代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到隆庆开海,清代从清初的四口通商到乾隆时期的广州体制,明、清王朝均对世界实行有序开放。事实上,如果把古代中国外交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外交进行横向对比,其开放程度更高。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出土的“单于和亲”“单于天降”“四夷尽服”三种瓦当

3.研究范式问题

中国外交史学科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为帝国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这两种范式基本符合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势,但是其局限性在于都属于“外因论”,基本没有从中国的主体地位来探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的发展、变革,而最具缺陷性的问题则是无法将其推广到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使用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范式去对照中国古代外交,几乎就是方凿圆枘,一方面导致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王朝外交的价值,另一方面为了与研究范式相吻合,只得削足适履,将漫长的中国古代外交史从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切割出去。

4.学科定位模糊问题

中国外交史主要研究对象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 Foreign Policy) ,这种对外政策一般来说是政府行为。目前,学术界将中国外交史与中外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国别外交史混淆在一起,使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重点的外交思想、外交格局、外交制度、外交政策则被大量无关线索湮没,甚至被完全被忽略。

    通过严格区分中国外交史学科与其他相近学科的性质后可以确定,中国外交史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历代中国政府外交活动为主要内容,研究对象和领域是中国历代政府主导下实行的对外部世界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其中“政府”“政治和军事”的限定极为重要,它们是区分“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对外交流史”“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标志。

5.学科专门化问题

中国外交史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的分支,也涉及外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因此,应该使用外交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现代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研究中国外交史,避免中国外交史与中国史著作在内容方面的同质化。

三、中国外交史学科的创新体系

 1.建构出包含古代、近代、现代全时段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古代外交阶段,包含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以和清代前期。这一阶段外交史是我国传统王朝外交时期,以建立在华夷观基础之上的朝贡体系为主要特征,也有平等国交、邦交局面的出现。

近代外交阶段,从1840年至1911年。随着西方对古老中国的冲击,中国传统外交开始向近代外交转变。中国逐渐从朝贡体系向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近代国际体系转变。

中华民国外交阶段,从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变革过程基本完成,中国外交逐渐融入世界之中,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标志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初步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阶段,从1949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努力实现大国复兴,以1979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2.建构出具有专业研究范式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鉴于目前中国外交史研究范式无法容纳中国古代漫长外交史的缺陷,学术界应该从古代中国本身具有的“问题意识”出发。中国外交史的核心问题也必须是本土问题,需要按照中国古代外交自身的发展逻辑,建构出具有中国古代外交特色的发展脉络和叙事主线,建立一种“以古推古”而非“以今推古”的研究中国外交史的范式。这种符合中国古代外交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的外交史研究范式只有在完全基于中国特有的王朝框架之下才能完成。

在这种王朝体系下,中国社会创造出独具一格的天下观——视整个世界为一体,中心为文明中国,周边环列四方夷族。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目标就是通过以德抚远,将周边各族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体系,最终实现华夷一体、世界大同。这种责任成了中国传统王朝的“天命”所在。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主线就是一部中国历朝为实现“天命”而保家卫国、开疆拓边而展开的外交活动总和。中国古代王朝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围绕着这个“天命”的实现而展开。由于中央王朝对外边界的逐步由内向外推进,周边外族在被郡县其地之前,有的接受羁縻统治,有的成为属国,有的则是分庭抗礼的敌国,这些与华夏世界不同的政治实体在正式进入中国版图之前,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王朝三个不同层次的外交对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外交体系。

 

明代“万国来朝”石印及其印文

 

 

3.建构出内容专门化的中国外交史学科

中国外交史学科要从中国通史研究框架中独立出来,必须要打造出独特的“话语”叙述体系。就中国外交史学科的研究体系而言,应包含外交格局、外交思想、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四个既相互独立但又密不可分的部分

(1)历代中国所处的外交格局

历代中国外交格局是中国各古代王朝为应对当时世界形势而形成一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外交结构以及国家间政治力量关系。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与中国的疆域形势密切相关。 因此,探索历代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也是研究中国外交格局的重要内容。不研究中国历代外交格局即当时中国面对的外交环境、国际环境,则难以理解中国历代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

(2)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思想

中国外交思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指中国的外交价值和外交理念,包括历代中国政府、思想家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二是介于价值观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外交战略思想。中国外交思想中的外交战略思想每代都各有侧重,但外交基本价值观则基本保持不变,那就是华夷观。

华夷观发端于春秋战国,到汉代时,特别是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公羊派理论,将古代华夷观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传统华夷观都成为汉代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夷观从此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价值观。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随着“车同轨、书同文”的目标实现,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内容的华夷观得到空前传播和体认。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度,也使中国社会具有的从上自下的社会动员能力得到空前加强,这种从上层国家政权到基层社会的权力的“毛细血管”,从制度方面保证了华夷观从政治组织层面得以实施。另外,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出现,通过把儒家经典列入考试内容,更使这种华夷观得到了强化、推广。

华夷观是一种凝聚中华国家共同体的意识形态。虽然古代王朝不断兴衰更替,异族也不断入主华夏,但通过华夷观的建构,中华国家一次次重建。中国两千年前的“大一统”政治锻造出的这种“华夷观”,成为历代中华王朝确立自身合法性、建构国家身份的重要手段。

(3)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制度

外交制度是一国进行各种外交活动和国家间交往的平台、路径。成熟的外交制度会降低国家间交往成本,避免意外、偶然和突发事件冲击国家间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经先秦时期直到清代,传承有序,包括外交机构、外交礼仪、外交惯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外交机构是国家外交活动的领导、执行机关,一般都由礼部主客司和鸿胪寺两类机关负责。古代中国这种由礼部等内政机构下辖外交机关的制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将世界看成内外一体因而将外交事务统一纳入国内事务的管理框架。直到近代,经过晚清临时设置的总理衙门过渡,再到成立“班列六部之首”的外务部,中国才出现独立的、专业的中央外交部门,从而与现代外交制度接轨。

中国古代外交礼仪也是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外国使节来华礼仪和外国接待中国使节的礼仪。

中国古代外交惯例则是在中国古代对外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般性做法、规则,诸如使节制度、人质制度、册封外国国王与使节名号制度、颁赐外国国王王印制度,以及管理在华外国人的法律制度,等等。这些外交惯例与外交机构、外交礼仪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4)历代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是外交史研究内容中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具体的外交实践活动,是中国政府对外交往过程中所执行的各项政策总和。从夏、商、周三代起,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中国历代政府执行各具特点的对外政策,既有遣使联盟、和亲、岁币等羁縻政策,也有对外发动武力征伐的战争政策。

 

构建关于中国外交史的科学认知,是确立当代中国在世界中地位和身份的重要途径。 学术界需要正本清源,向大众提供一套系统的、严肃的、客观的中国外交史“常识”。古代中国创建的地区文明秩序,为地区和世界稳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出的诸多治理超国家体系的成功经验,也将为当代世界秩序、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以上文字摘自《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一书“导言”部分)

 

 

信息来源: 
2018-07-16